用命难酬报国志（续）

戊戌政变后，因慈禧太后再次出山，徐用仪得以官复原职，被授权与太常寺卿袁昶及许景澄一起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徐用仪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职位相当于现今纪检委副书记；同时，领兵部尚书职，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长。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三月团民进入直隶。慈禧太后及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想要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这种想法很快得到诸多朝臣的支持。直隶总督裕禄竟然将义和团女首领“黄连圣母”礼请至“督署衙门”，亲自施三拜九叩大礼，祈求其垂怜天下苍生，令“天兵天将”以天火攻击洋兵。五月九日，慈禧也亲自召见义和团首领，以示扶持。于是，义和团被允许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乌合之众，便开始了非常随意的围攻铁路、杀洋人的活动。徐用仪等人见势头不妙，马上向朝廷提出禁止义和团的活动，但朝中却无人理睬。事态进一步扩大，直至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拉德被杀，各国使馆遭拳民围攻等恶性事件。五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慈禧太后连续三天召集御前会议，就战与和进行辩论。会议上，战、和两派言辞激烈，徐用仪等人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宣战。他说：“甲午一战，中国尚且不能战胜一个日本，现在我们一个对付八个，能有什么胜算呢？”当时朱福诜听到这话，深为徐氏捏了一把汗。在主战派已经把握了主动权的时候，说这样的话，等于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勇气，实乃大忌。但这难道不是真话吗？但到了这个时候，理智只能与软弱、卖国联系起来。就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廷争结束三日后，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果然鼓着腮帮子，正儿八经地向八国联军下了战书。义和团在朝廷的支持下，很快就在京城形成了一场难以控制的暴民运动。他们四处杀害信洋教的中国教民，甚至将以往的仇家指为教民，乘机杀戮以报私仇。几天内，十几万人惨遭屠杀，连婴儿也难逃劫数。一时，焚教堂、烧住宅，北京城内火光冲天。六月，传来八国联军舰队攻陷天津的消息，慈禧再次急召朝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五人一起上书，旗帜鲜明地警告朝廷不可继续纵容奸民（义和团），对外战争不可轻启，要求严惩肇事的义和团民，并与联军议和。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主战势力的全力打压。可悲的是，在这次朝议中，主战的声音再次成为主旋律。其实，此前的慈禧太后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也是左右摇摆，徐氏等人曾奉慈禧太后之命，奔走于各国使馆，请求他们不要轻易动兵。不想这一举动，却被主战派抓住大做文章，以“私通洋人”的罪名，重参一本。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也被主战派们忽悠得信心百倍。为了表示抵抗到底的决心，也是为了给主战派们打气，太后决定拿主和派的人头祭旗。七月四日，许景澄、袁昶被斩。此时，徐用仪似乎显得非常不识时务，抑或是出于兔死狐悲的愤懑，他竟然独自跑到许、袁两家哭丧。这正好给了主战派彻底清除异己的机会和口实，慈禧太后本身自然也容不下这种来自臣子的挑衅行为，一怒之下，下令逮捕徐用仪。据说，这位脖子很硬的“逆臣”，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他知道，该说的已经早就说了，再说也是废话。因此，他只说了一句话：“既然灾难已经来临了，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灾难”当然不是指自己将要掉脑袋，而是指国家所面临的灭顶之难，换句话说就是，国朝已经无药可治了，自己的死还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八月十一日，年届74岁的徐用仪，带着对大清王朝的彻底失望，与立山、联元两位同道，被押送菜市口从容赴死。

随着主和派代表人物被一个挨一个地被开刀问斩后，朝中大臣们主战的意愿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已经兵临北京城下的八国联军，眼见主张议和的大臣全部被杀，议和已无可能。于是，决定彻底整治一下大清王朝，给大清这位祖母级的太后一点颜色看看。就在徐用仪等三人被斩的第三天，北京城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不久，《辛丑条约》为这次以卵击石的自我膨胀，画上了一个令人尴尬而辛酸的句号。也使这些主战派们狭隘的自尊心，再次受到重击。

五个月后，光绪帝下诏为徐用仪等五大臣平反，“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又过了九年，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朝廷追谥徐用仪为“忠愍”，厚葬于家乡海盐南北湖畔的邵湾山。史载除了徐用仪外，许景澄(嘉兴人)袁昶(杭州人)也都是浙江人，因此，得到朝廷平反后，浙江的民众曾在杭州西湖为他们修建祠堂，定期祭祀，并尊称他们为“三忠”。

与他的兄弟徐用福一样，徐用仪也是一位关注、热爱家乡海盐的官员，光绪二年前后，徐用仪利用回海盐丁忧的两年多时间，广集史料，纂成《海盐县志》二十二卷刊行，后亦称为《光绪海盐县志》，成为当时资料最为完备的海盐县史志。另著有《竹隐庐诗存》等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