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十进北京人民大会堂——赵荣华口述

访谈时间：2019年4月9日

访谈地点：赵荣华办公室

访 谈 者：周乐训

访谈者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赵荣华说，他曾经十次由上级安排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不由得心里一动：一个人，一生中能有一次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已经让人侧目，他居然进了十次。我仗着与他比较熟，缠着让他说说。岂料他一句话就把我打了回来：“这有啥好说的！”

今年三月下旬，上级政协文史部门让我采写一篇赵荣华的口述史料。我趁着这一机会，再次向他提了这个要求，让他详细说说十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前因后果，这次，他没有办法再推辞。

说心里话，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我几次到北京，每次都到大会堂去。不过，只能在外面转转、看看，里面进不去。第一次正式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是1987年12月15日。当时全国总工会正在召开工作会议，因为浙江省总工会主席赵景棠的推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大会堂里接见了我。后来，倪志福副委员长又先后在北京和杭州两次接见了我，还为我的企业题了词。

有朋友与我开玩笑说：当年步鑫生开除你，你是因祸得福。

这话虽然有一点道理，但是听在耳朵里我是蛮心酸的。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海盐衬衫总厂工作的，跟着老厂长步鑫生搞企业改革、搞管理创新。先生（厂里的干部、职工都称步鑫生为“先生”）是蛮看重我的，除了厂里生产技术和供销采购这方面，其余事情先生大都让我去负责。1983年，在没有履行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先生让我接任厂工会主席，我觉得不符合程序，不合法。先生的脾气是蛮犟的，他几次催我上任，我没有答应，他一发火，把我开除了。原本是得力部下，反而成了冤家对头。没有办法，只好回到老家澉浦，自己创业。

开始创业非常困难，没有资金，让母亲向人家借了5000元钱。当时不准办私营企业，就打个“擦边球”，搞了一个所谓“联户企业”。租了生产队的旧仓库作为厂房，办起了一个织造厂，全部资产就是四台老式织机。生产涤纶华达呢和仿毛花呢，业务是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

1985年，我了解到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市劳动防护科学研究所有一项“导电纤维”科研成果，专利费需要20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个无法达到的天文数字。经过了大半年反复艰苦的谈判，最终谈成了“10万元钱浙江省内买断专利”。那个时候，一个“万元户”已经不得了了，1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社会上议论很多，大多数也是出于好心，担心这笔钱投下去收不回来。但是我没有退缩，签下了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回来后，经过反复几十次试制，产品小样终于获得了成功。接下去要征地、建厂房、组织生产，资金来源成了大问题。不像现在，国家明确支持民营经济。当时像我这样的企业没有列入信贷项目。为了购买原料，我需要一笔7万元的贷款，东跑西跑，真是把我搞得焦头烂额。后来把我夫妻二人的名字全部签上去，才算把这笔款子贷下来。有人开玩笑，说我“把老婆也押出去了”。

还有一桩事情现在想想感触也很深，那是厂房造起来后，买回来一台旧的2吨锅炉，运输车辆把设备运到离厂不到3百米的地方停下了。为啥？因为厂房在长山河东，当时东面都是桑树地，没有路，运设备必须要通过长山河东门桥，这座桥载重6吨。而设备加车辆重量已经超限很大了，驾驶员担心有危险，不愿意运过去。如果设备无法运过去，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将泡汤。当时，我顾不得一切了，走到汽车前，对驾驶员说：“我在车头前面指挥，你车子跟着我，要是桥断了，我先下去！”驾驶员还与我签了一张“一切责任由我赵荣华承担”的协议。协议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抖得非常厉害，简直就是一张“生死协议”。就这样，我在车头前面倒退指挥，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终于把锅炉运过了河。

设备安装妥当后，开始按照试制程序进行批量生产。谁知道又是一个晴天霹雳，第一批产品全部没有成功。几十万元投下去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参与测试的人员下了一个死命令：谁要是把产品不成功的消息透露出去，立即开除。我几日几夜没有离开车间，与生产骨干一起对照配方和生产工艺要求在批量生产条件下再试制。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在旁边的布堆上躺一躺。经过了反复试制，批量生产终于获得了成功。当第一批合格产品出来时，不怕你笑，我真的是哭了，因为如果试制不成功，我只有去跳长山河了。

产品出来后又有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们的企业很小，没有影响力，怎样把产品推向市场？我投入了很大的一笔资金，借用当时的县政府招待所，组织了一次“AES防静电面料及防静电工作服技术鉴定会”，聘请了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吴浩青在内的18位教授以及其他多方面的专家来鉴定，这在海盐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与会成员一致评价该产品为“国内首创”。紧接着，在县里的支持下，又召开了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全国和省市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使“国内首创的防静电面料和防静电工作服”信息遍及全国，创出了自己的牌子。AES防静电工作服系列劳动防护产品受到了石油化工生产、运输、销售单位以及其他顾忌静电的行业一致欢迎，销路一下子打开了。以后，产品又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优质产品、劳动部优质产品、国家级新产品，企业开始兴旺起来。我个人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推选为浙江省第八届人大代表。2000年、2007年，全国总工会又先后二次组织全国劳模进京。期间，全总领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等领导还专程前往北戴河劳模休养地看望我们并合影留念。

如果说，这几次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全总领导接见是因为我在逆境中发愤图强，在企业经营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么，以后的几次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却是与我的企业、与我的经营“搭不上架”。

常常有朋友调侃我，讲我是个“赔饭贴工夫”的厂长，“闲事”管得多，自己企业上的精力放得少。想想人家说得也不错，自从企业稳定后，在具体的生产经营上我确实不太过问，很多时候都在忙一些社会工作。

1994年，澉浦镇党委领导找我，希望我能够把镇侨联的工作承担起来。

澉浦是一个侨乡，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占了全县的三分之二以上。当时全县只有澉浦镇建立了侨联工作机构，不过这个机构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办公经费，更没有工资，完全是无偿的。我没有啥犹豫，接下了这副担子。后来成立“镇台联”，又让我“身兼二职”，这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虽然乡镇侨联、台联不是一个正式编制机构，但七七八八的事情也是蛮多的。

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经常会返乡，有的探亲访友，有的修建房子，有的要寻宗觅祖，有的要处理老家的一些事务。他们大都对当地一些现行政策法规不太了解，或者已经忘记了乡里乡间的老关系。他们寻到镇侨联、台联，希望得到帮助。碰到这些事情，我总是放下自己企业的工作，打电话、跑部门、寻人脉、找领导，尽量帮他们把事情办好。他们来来去去交通不方便，我就用自己的车子接他们、送他们。至于本地的侨眷台属和留学生家属，涉及的事情更多。有子女求学的，有红白喜事的，有建房修房的，有因突发事件碰到困难的，有出境探亲寻找离散亲人的。无论是不是属于侨、台联范围内的工作，只要他们寻过来，我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帮他们。他们千里万里回到家乡，我也总会自掏腰包招待他们。逢年过节，我都要代表镇侨联、台联去看望侨眷、台属、留学生家属，给他们拜个年，向他们送个慰问、送张年画、送盒月饼。或者向海外打个电话、问个好。这几年行微信、行QQ，我“七十岁学吹打”，学会了微信、QQ操作，建起了好几个微信群，与海内外乡亲即时聊天、即时通讯，拉近了与海内外乡亲的距离，也方便了开展侨务对台工作。

除了做好服务，澉浦镇侨联、台联的阵地工作影响也蛮大的。

2000年开始，我们办了一张《家乡之声》小报，搭建了一座家乡与海内外乡亲联络的桥梁。近几年，小报从原先的8K黑白改版为4K彩色；年出刊从不定期到每年8期再到发行月刊；发行量从每期600份增加到1200份再增加到后来的1800份。后来又办起了《家乡之声》网站、《家乡之声》微信公众号，工作量成倍增加。但工作人员随着原先一位老同志的退休，办公室只剩下了一位退休返聘的女同志。我动用自己企业的员工、车辆，帮助发送、邮寄报纸，帮助做突击性的工作，确保《家乡之声》能顺利送达海内外乡亲的手中。

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些年中，你到底贴掉了多少钞票？有一次，一个媒体记者甚至拿了一张清单读给我听，啥个尊师重教捐资兴学，啥个济困扶贫关爱弱势，啥个修桥铺路保护古迹，啥个大爱无疆慷慨解囊。他说：“粗略统计，你无偿付出至少已经有四百多万元了”，要我确认。我一笔一笔听得头都大了，对他说：这些都是别人统计和报道的，我自己没有记录。我的企业并不大，收入也不多，与电视里、报纸上报道做公益的人比比，我真的是“汗毛比大腿”，太小太小了。我只是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不过有一点能看得见：长期的亲情联络获得了海内外乡亲的认可，与海外乡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我曾经先后五次组织当地的台属、侨眷、台资企业职工以及地方上的一些人士赴宝岛台湾探亲联谊、观光旅游。每次去，总会受到在台乡亲和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载歌载舞宴请我们。通过海外乡亲们的牵线搭桥，我先后为地方上引进中外合资企业3家，外商独资企业3家，内资企业1家。还协助县有关部门完成了香港海盐同乡会、台湾海盐联谊会的组建、换届工作及海外人选的联络工作，被统战线上推选为嘉兴市政协四、五、六、八届委员和海盐县政协六、七、八、九届委员。

参加第十届全国侨会浙江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左8赵荣华）

2008年9月27日，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我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第四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也是我首次以“侨”的身份走进大会堂。

2008年、2013年、2018年我又先后四次以“侨”的身份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在这里出席了中国侨联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出席了中国侨商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理事；出席了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这期间还先后二次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最幸福的是多次见到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果有人问我，你十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说：是代先生去领“改革先锋”奖章和证书！

2018年12月13日，我动身去北京，代先生步鑫生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期间两次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次坐在习总书记身后三排的地方看“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一次是亲耳聆听习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100名“改革先锋”之一的步鑫生获得“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先行者”称号，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表彰，我代先生领回了奖章和证书。

很多朋友奇怪，步鑫生不是与你冤家对头吗，你怎么会代先生去领奖？

我与先生重归于好既有先生的真诚，也有我对自己的认识。

当年我是步鑫生一个得力助手，阴差阳错成了冤家。但先生始终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一个人。我之所以能创业成功，也是得益于先生的改革创新、勇往直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