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权为民请命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浙江境内曾形成一场与外国人争夺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斗争，也称拒款保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位地位、声望都很高的海盐籍师生，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导人物，那就是9年前，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大清政府革除官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和他的授业师，此时已经退居上海静养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张元济被革职的光绪二十四（公元1898年）年说起。这一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与当时清政府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订了一份《苏杭甬铁路草约》，其中规定，由英国公司修建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这份草约当时仅由盛宣怀一人签押，并没有上报清政府批复，因此，也就一直没有签订正式合约。七年后，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905年），江浙的绅商和民间人士，在上海集会，成立了浙江、江苏两省铁路公司，准备自行筹款修筑铁路，并开始由两家铁路公司组织修筑沪嘉段和杭嘉段铁路路基。此时，英国人开始向清政府施压，清廷为了取悦洋人而又不至激怒国人，因此，采取迂回方式，与英国公司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将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滑头的合同，其结果仍然是将江浙路权交给英国人。这份合同签订后，激起江浙官、商、民各界的极大愤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九月十六日，浙江各界在杭州集会，成立了“浙江国民拒款公会”，并宣誓誓死悍卫路权。会后，张元济等人受公会委托，带队前往北京请愿并向政府提出交涉。他的老师，年近66岁的朱福诜，也拖着多病之身，忙着联系名流、研究对策、给朝廷上折子，积极参与各项拒款行动，成为这次拒款运动的中坚力量。

为了集资筑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十月初七，徐申如、张宗祥等人主持召开国民拒款大会，号召大众集资认股，并规定整股每股百元，零股每股10元。与会者当场签名认整股132股，零股946股，会后大家分赴各处继续劝募。此后数日，各界民众积极认股，热情高涨。十月十八日，嘉兴拒款会致电浙江巡抚说“借外款之事，浙江人死也不认，请求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否则事变难料······希望大人为浙江百姓也为自己着想”。两天后，浙江召开全省国民拒款大会，浙江和其他省各府代表3000余人到会。翌日，张元济在上海，组织集会，号召浙江籍住沪同乡，支持保路运动，筹得股款2200余元，张元济为嘉兴籍同乡带认股款100万元。见到江浙各地民众踊跃认股，朱福诜感到非常兴奋，同年十一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子说：“江浙人民集股所得，已经足够建造苏杭甬铁路之用，然而外务部竟敢隐瞒不向朝廷上报，实属大胆专权，请旨严加申斥，并责令该部与英使交涉清楚，以免日后纠葛”。很显然，这位深富政治经验的朱福诜并非不知这一切决定都是朝廷所为，外务部是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部门，自然希望少给自己找麻烦，朝廷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办，谁会把自己置身于朝廷和洋人的夹缝中，左右为难呢？这当然是老臣朱福诜的一种指桑骂槐的计谋。在他的官场生涯中，他先后经历了自己的学生张元济被革职，又经历了自己的老师兼世亲徐用仪被开刀问斩的悲惨结局，作为已经告老退休的朝廷高官，尽管对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及其官场的种种弊端感到无可奈何，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为国为民尽力而为的愿望。就在两个月前，他还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希望朝廷能够取法日本早日立宪，第二年，他又再次上折请求开设议会以安定人心，这一切都体现了这位老臣的良苦用心。

总之，在各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江浙路权最终得以保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六月，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商界主办的江苏铁路沪嘉段竣工，半年后浙江铁路杭嘉段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