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玲——盛开在云岭上的澉浦抗日之花

一页新四军女战士的战地日记，又把我带回到我那可爱的妹妹身旁：“1939年秋，x月x日。这一天，军医处沈其霞处长陪同叶挺军长、军长夫人，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医院来。院长叫我陪他们去看冯玲的墓。她是在日机轰炸时为抢救伤员牺牲的英雄。让我陪军长、史沫特莱去瞻仰，也算是给我的优待了……”我无法再读下去了。我得擦去满眶的泪水，扶正老花眼镜，倾吐我65年揪心的思念,记下我妹妹如火如荼的短暂一生、只有二十岁的一生……

1919年4月8日，一个没有庆祝过的生日

我的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是个面向大海的小城镇。当我的妹妹冯玲1919年4月8日降生在这个海边小镇的时候，我刚刚4岁。爸爸沿着小镇上的男人们走惯的生活之路走着，投亲靠友在上海一爿洋布店里做做帮手。妈妈在家中抚育儿女，维持家庭。妹妹的名字大概是按当地习俗请来测字先生给取的，我叫冯云宝，她就叫冯玲宝。想不到这个随意取自他人的名字后来居然与她“玲珑活泼”的性格竟是那么吻合。至于戏剧性地丢弃名字中的“宝”字，那是到了新四军之后的事了。

1925年，从海盐到上海

冯玲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离开祖母来到上海虹口区周家嘴路随父上学，就读的是我们家后门的红光私立小学。由于刚从小城镇来到大上海，来到爸爸、妈妈和姐姐身边，冯玲整天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然而由于家境困难，使得她的童年是那么短暂。1933年刚刚13岁的冯玲读完高小毕业之后便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由我们的房客、大东烟厂女工阿根妈介绍我们姐妹俩到该厂去当童工，帮助维持生计。

1933年，上海大东烟厂

位于上海公平路上的大东烟厂是个有点名气的中等工厂。我们姐妹俩被分配在锡包间当童工，负责把男工们做好的香烟用锡箔纸包好再装入一只只烟盒里。我们得飞快地点数、飞快地包装，不然那拿着棍棒在车间里巡回督工的“拿摩温”就会毫不客气地在你身上出气，又打又骂，凶狠得怕人。待到晚上10点多钟了，我们才算做完了一天的活，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跟着老工人们走出车间。在经受了厂门口的抄身检查之后才可以离开工厂回家。

一身酸疼躺到床上的时候，我们都久久不能入睡。这童工第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把我们催老了好几岁。冯玲不断闪着她那双大大的眼睛，望着黑沉沉的窗外，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块黑沉沉的天空下，还有拿摩温的模样、厂门口的抄身和那么多忍辱负重的姐妹们。我说：“累了吧，快点睡，明天还得上工呢！”冯玲冲我莞尔一笑，我看得出来，那笑是硬装出来给我看的。我心头一热：多懂事、多倔强的妹妹啊！

车间里的姐妹们对我们很好，教我们技术，与我们谈心，都喜欢这对新来的小童工姐妹。听头间的顾静华和锡包间的范志英似乎对我们更加关心，经常问寒问暖，亲如姐妹。有时候他们也相邀来到我家玩。几乎每次来玩的时候，都会把我们姐妹俩住宿的楼上小房间搞得热热闹闹、欢笑声不断。好在顾静华年岁比较大，很会应酬，因而我妈妈对她们来玩也很欢迎。她们就经常来我家。有一次，顾静华落座后突然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冯玲，说：“我们不只是做香烟的机器，我们还有其他的生活。来，给我们读读报吧。”冯玲展开报纸，是一份油印的《路灯报》。刚想开念，就被两个生字拦住了，只得悄悄地转给我。我一看也不认识，只得歉意地说：“顾大姐，我和冯玲都没念到什么书，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顾静华和范志英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很激动，然后说：“人生在世还是要学点文化，跟我们一块去上夜校吧。这是我们上海女青年会办的，那里有好多好多小姐妹呢。”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冯玲都高兴得要蹦起来了。接着范志英就边读报纸，边给我们讲解起来……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工人过着美好生活的苏联这个地方。我们更惊奇地半信半疑：只要我们中国工人能团结一心跟资本家斗争，我们也能过上苏联工人那样的好日子。这一天时间过得真快，分别的时候，顾静华拉着我和冯玲的手亲切地说：“我知道你们俩的记性很好，以后看看车间里哪个姐妹好就多跟她亲近亲近，也把这些事体跟她们谈谈。”我们一个劲地点头，心中都在感谢这两位信任我们的好姐姐。

送她们出门的时候，街边的路灯亮起来了。顾静华、范志英早就走远了。冯玲还站在门口仰望着路灯出神。这一盏盏普普通通的路灯啊，今天终于以莫大的寓意深深占据了她那幼小的心房。路灯是指引道路的，是照亮黑暗的，我们都隐隐约约猜到了那份油印小报的分量。

1934年，上海女青年夜校肇丰路分校

在我们步入少女时代的时候，很荣幸地得到了顾静华、范志英这两位大姐的引导，介绍我们到上海女青年夜校肇丰路分校去学习和活动，介绍我们姐妹俩加入了青年团组织。从此，不论刮风下雨，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坚持沿着那排路灯走进夜校，走向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当时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共有四个，即沪东肇丰路夜校、浦东夜校、沪西夜校和杨树浦夜校，统由女青年会干事领导。这里的学员大都是来自各个工厂的女工姐妹，按原有文化程度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习。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顾静华原来就是这里的老师。每晚七点到九点上两个小时的课，除了语文、数学课有课本外，时事课就是由老师根据自编的教材给我们演讲了。这种演讲很吸引人，就像姐妹之间的谈心，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百思不解的问题，因此我们都喜欢时事课。

有一天，时事老师的表情格外严肃，一走上讲台就沉默不语好长时间。然后在黑板上用力写下《是谁杀害了阮玲玉？》八个大字，叫大家讨论。顿时间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大家都在思考前些天发生的知名女演员阮玲玉的悲剧。随着老师绘声绘色的演讲，整个教室不时发出低低的抽泣声，最后终于爆发出呐喊声：“是反动派杀害了阮玲玉！”“为阮玲玉报仇！”这一堂课给冯玲的触动太深了，因为她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对阮玲玉这位明星很崇拜。回家的路上她难过地对我说：“阿姐，我今天真难过。阮玲玉和我都有个‘玲’字，我们都是女青年，我觉得为她报仇我应该比别人更多做些工作。”

夜校的歌咏活动非常热闹，女孩子们谁个不喜欢唱歌呢？冯玲长得小巧，一副机灵劲，似乎更有这方面的天赋。当音乐家吕骥同志来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歌曲时，别人还没背熟歌词，她却已经能够有韵有味地单独高唱了。大家都羡慕她，夸赞她，许多人都愿意与她交朋友。这就使得她后来在接受陈菲玲交给的发展青年团的任务时能够毫不费力就发展了蔡月娥、蔡月梅、高秀英、王阿觉等好几个女工入团。

课余生活也很丰富多彩，大家充分利用有限的活动场地开展各种有益的文体活动，其中跳绳和摄影是冯玲最喜欢的了。夜校里大家都喜欢穿长旗袍、剪短头发，因此跳起绳来总不太方便。她却喜欢穿短衫着短裙，加之身材小巧，跳起绳来的优美丰姿总会招致许多姐妹前来观看。往往这种时候，她便会恳求其他的学员给她拍下照片，以便和那些其他照片（比如穿圆领衫的、穿旗袍的、手拿鲜花的，或者手插腰部的和其他老师、姐妹赠送给她的照片等）一块精心夹进那本旧笔记本中，不时取出来翻翻、忆忆、笑笑。她太爱生活了，她太珍惜这段人生了，她像珍惜鲜花那样珍惜这段人生。在她送给邵力君的一帧照片上，她微笑着把那束鲜花紧紧贴近脸蛋。那大概也是一束含苞的石榴花，因为后来她牺牲的时候，人们从一堆瓦砾中找到她的遗体时，看到她的小拳头里捏着的竟也是一枝火红火红的石榴花。

1935年，她有一颗红亮的心

无论是工厂里的工友，还是女青年夜校的同学，大家都喜欢和冯玲交成朋友、结成姐妹。我妈妈把这其中的原因归到冯玲活泼开朗喜欢交往的性格上去，常常劝我也要活泼开朗些。然而我却知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冯玲有颗红亮的心。因为许多事她能瞒过我妈妈，却没能瞒过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姐姐。

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我们又并肩冒着雪花去上夜校。走到半路上，冯玲突然对我说：“阿姐，今天时间还早，我们去看看王阿觉吧，她病得太厉害了。”我这才想起这两天王阿觉赤着双脚蹒跚迈进车间上工的情景，于是加快脚步，赶到王阿觉家中。只见王阿觉哆嗦着身子靠在麻袋片铺成的床板上，正用破棉花絮紧紧包裹着双脚轻一声重一声地呻吟。见此情景，我们都淌下了泪珠。冯玲轻轻蹲到床边，用自己的双手不断抚摸着王阿觉破棉絮包裹着的双脚，哽咽着声音连连说着安慰的话语……当她慢慢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从书包里取出两双新袜子放到王阿觉的身边，只说了声：“过几天我再给你买双鞋子来”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活动由地下党员陈菲玲来领导。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工作忙得不行，但身体又虚弱得不行。加上她的生活太窘迫，租了一间又小又暗的亭子间栖身却常常交不起房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大饼、油条的伙食也是常常饱一顿饿一顿。冯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连着好几天不吃早饭省下些零钱，凑足6元钱之后悄悄找到亭子间的房主代陈菲玲交了房租费。这件事陈菲玲知道后跟我讲了好几次，每次说罢都眼眶湿湿的，感激得很。我只得代冯玲解释说：“穷帮穷，姐妹之间这点事情是应该的。”冯玲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姐妹，那是用一颗红亮的心去交成的啊。

1935年，上海大东烟厂大罢工

有一个姐妹被拿摩温打骂之后又被厂方开除了。他们找碴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她包装的香烟中有一盒是空头烟，有损工厂的声誉。但是工人们都知道这纯粹是个除人减员的借口而已，因为最近大东烟厂的老板为了多赚钱，竟想出个点子：把包装活儿拿出去让别的小厂代加工，本厂工人能除的除，不能除的就停。这岂不是要断了大东工人的活路吗？

顾静华及时抓住这一时机，点燃了导火索。她把我们召集到一个工人的家中开了个会后，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顾静华特地拉着冯玲的手说：“玲宝妹，前些时你参加过声援申新纱厂大罢工的宣传和募捐工作，有了一些经验，这次阿拉大东厂的罢工的宣传工作就交给你来做了”。冯玲紧紧地把顾静华的手握了一下，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那几个老工人并非不赞成我们的行动，实在是苦怕了，上有老下有小，全家老少要靠他们的手包香烟来挣钱养活呀，罢工就是不干活了，不干活哪来活命钱呢？冯玲一个个去试探口气，然后便一个个的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们：“老板的心狠着呢！今天开除了别人，明天会不会就要打你的注意呢？老板已经在联系把活儿拿出去做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都会被开除掉。与其明天被开除，不如今天跟他斗，全厂都瘫痪了，老板就得考虑后果了 ……”由于冯玲的宣传开导，后来正式罢工时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参加。而全厂工人几乎都参加了我们的罢工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团结一致坚持了几天，厂方被迫与顾静华等工人代表谈判后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不无故开除工人，不随意打骂工人，不到别厂去加工烟。然而待我们去复工后，厂方却突然以“捣乱”的罪名贴出开除工人名单，顾静华与我们姐妹俩均在上面。于是被迫离开了大东烟厂，顾静华便在肇丰路夜校担任初级班专职教师，我和冯玲就在家中待业，这样一来却“有时间”去夜校参加学习和活动了。

1936年，纪念聂耳遇难周年歌咏大会

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地火在奔腾，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17日掀起了一次地火喷发的巨浪，那就是“上海市纪念聂耳遇难一周年专场歌咏大会”的胜利召开。这一天我们都像过节一般激动，早早就集合列队来到学校广场上，然后是随着指挥棒的起落，掀起一阵阵“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海声浪。冯玲这段日子太辛苦了，不但跟我们一样练唱了十几支歌曲而且还得参加话剧《谁是朋友》的排演。这是献给今天大会的一份厚礼，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演话剧。几天来我时时为她暗捏一把汗，这不光是为我的妹妹、为我的全家着想，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肇丰路分校争光的大问题，谁能不急呢？当我终于从舞台上看到她扮演的角色惟妙惟肖的时候，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下意识的跟着全场观众一块使劲地鼓起掌来。

歌咏大会结束的时候，天已断黑，我们俩背着沉甸甸的书包绕道回家去。是的，今天的书包太沉重了，那里面增加了厚厚几大叠传单，需要趁此夜色散发张贴出去，这是我们刚刚接受的任务。冯玲一边走一边不住的埋怨今天的任务来得太突然，以致来不及去弄几个生鸡蛋来像大姐姐她们说过的那样去贴传单，一个鸡蛋砸上墙壁，另一个人很快将传单贴上去，该多爽快，多浪漫……可今天我们只有用浆糊了。

我和冯玲兵分两路，互相呼应，分别沿着马路两边人行道边走边相机将书包里的传单插入早早打烊了的商店门缝里，或悄悄放上营业着的柜台上。在一处拐弯的地方，冯玲左右看看见没有什么行人，便在一根路灯柱前停了下来，先是弯腰佯作系鞋带，然后借着直起腰来的机会，竟把一条“抵制日货”的标语稳稳地贴在路灯柱上。我向马路对面望去，好像这时候的那盏路灯特别地明亮好看。

拐过弯才发觉我们的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冲着我们敲来，转身一看，见到一个租界的巡捕在盯着我们。我赶紧穿过马路，拉起冯玲的手并肩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将书包盖扣上扣子，折进了小弄堂，很快就把这个尾巴甩掉了。

这样的险遇冯玲还碰到过一次。那是这一年的十月份去上海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先生出殡仪式回来的路上。包打听和特务早就盯上了冯玲，到一处人群较少的地方就猛冲上来要抓她。好在她特别机警，在人群中转了几个回合之后，就悄悄地跑进一家南货店躲到店堂小阁楼上去了。她回家后不住地对我们说：“要记住这家南货店，它保护我躲开了一次被捕。”

尽管险象从生，我们的活动热情却越来越高涨。作为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成员，我们几乎参加了这个时期上海所有的抗日活动和聚会。比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的几次大聚会、“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的集会等。

1937年，上海国际难民收容所

不久，我由女青年会总干事钟绍琴介绍到沪西夜校曹家渡分校担任初级班的教师。由于离家较远，我只能每个礼拜回家一次，冯玲则仍然在肇丰路夜校活动，有时也到我这儿来住上一夜。有一次我见她唱着一支新歌跨进我的房门，便问她碰到了什么喜事，她却不回答我，一直洋洋自得地把那支歌哼完之后才告诉我一个吓人的喜讯：她已经学会战时急救本领了！　原来她们肇丰路夜校先走了一步，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专门请了医务人员到夜校教给大家一些常用的战场抢救伤员的急救方法。“这样到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空口宣传抗日了，还能用自己的技术、本领去服务呢！”冯玲说着，显得很有信心。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批进驻虹口区，外白渡桥被封锁了。冯玲随着父、母和弟弟一块离家逃难，在大世界附近一家旅馆住下后，才赶紧跑到沪西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因时间已晚，便在我那里住一夜，谈了些仓促逃难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待我俩急匆匆赶到旅店时，父母兄弟都不在了。询问旅店工友才知道，他们已随着逃难队伍又往南方迁移了。我们姐妹俩急得不行，父母兄弟生死未卜，上海只留下我们姐妹俩人了，我们只得回到沪西夜校住下。没几天，女青年会就把冯玲介绍到法租界国际难民收容所去工作了。

这里的工作与工厂里的工作大不一样，因为面对的工作对象都是一些饱受战争灾害而情绪反常绝望厌生的难民。他们的生活需要你去仔细料理，他们的情绪需要你去设法安定，甚至他们的子女还得你去教他们识字、念书和唱歌。冯玲天天望着这些苦难的同胞，心里却想起不知去向的父母和弟弟，她有些后悔当初没能把他们一块带到沪西去。有时她也略寄一线希望，但愿父母弟弟他们是平安回老家去了，于是也想回海盐澉浦老家去看个究竟。然而看到那么多无家可归需要自己去照料、开导的难胞父老兄妹，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又积极投身到繁重艰苦的工作中去。由于生活艰苦劳累，终于病倒了，在缺药少医的情况下又转为伤寒病，只得由收容所送往慈善医院住院治疗。稍好，她才不得不听从大夫的意见，回老家去养病和探寻父母和弟弟的去向下落。

1938年，上海煤业救护队西行

很快我便收到了冯玲从海盐寄来的信，说父母和弟弟都已经回到澉浦老家去了，海盐也已经沦陷。鬼子时常骚扰，父亲在饱受惊吓和生活重负下遽然病逝。她再也忍不下这国难家仇的悲愤，说待病好后她还要回上海来，继续从事抗敌救亡工作。

还没等到我发出给她的回信，又接到她寄自上海煤业救护队的告别信，说时间太紧，来不及来沪西跟我告别了，她不但已经来上海归队而且已随上海煤业救护队一块西行，遣送难民到皖南内地开荒种地，叫我别惦念她，到皖南后就给我来信。

不久，我就收到冯玲来自皖南泾县的来信和一张四寸的全身照片，照片上的她正一身戎装冲着我笑呢。原来她是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了，在新四军的卫生训练班学习结束之后被分配在军部教导队中村医务所工作。信中说：“阿姐，跟上海比起来，这里又是一个世界啊。不分首长和战士，大家都互相尊重。这个大家庭很开心呢！虽然每个月只有三元钱的津贴，上夜班也确实有点艰苦，但是看到那些可爱的伤病员又能康复上前线了，这就让人快乐……”

读着冯玲的信，看着她的戎装照片，我好像比她还要快活。沿着那盏路灯我们姐妹俩艰难地走到今天，都显得更加成熟了。自沪西夜校因战争骤起而停课后，我就到福新烟厂去做工了。就在不久前的福新烟厂工人大罢工斗争中，我已经光荣地作为工人代表去与老板谈判并取得了胜利。我真想立即给冯玲妹妹写封信，让她也为姐姐高兴一下，信尾我想这样说：“玲妹，让我们都做一根灯杆吧，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依然挺立在路旁，高举着闪亮的路灯……”

1939年9月，沿着冯玲的足迹

1939年8月，我突然收到原上海福新烟厂工友朱潮发自皖南的来信，把一个噩耗重重的砸在我的头顶。“你的好妹妹冯玲已于今年7月1日光荣牺牲，她是在日寇飞机轰炸我医务所时奋力抢救伤员而被炸死的，刚刚开了追悼会，军部号召大家都要向她这位英雄学习……”

沉痛片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妹妹素来小巧玲珑，她怎么会躲不过飞机呢？猛地想起跟她一块去的还有一位叫吴凤玲的女工，是不是人家把 “凤玲”读成了“冯玲”？妹妹不是叫“冯玲宝”么？我决计去皖南看看。征得李淑英同志的同意之后，我便与丁志辉、顾莲英。孙从耳等几个人一块从上海外滩登上轮船起航，水陆跋涉，走了二个月，才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招待所。当人们知道我就是冯玲的姐姐时，那位严肃得怕人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就找我个别谈话。一开始就证实了噩耗的真实无疑，然后非常沉痛地安慰我，最后他又十分果断地安排我住下来好好休息一下，说明天派人带我去中村医务所。

1939年7月1 日，红红的石榴花

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中村医务所，这可是冯玲给我信中提到的大家庭啊，听说冯玲的姐姐来了，大家都围了上来，说着许多安慰我的话。猛地传来一声号啕大哭，我抬眼望去，是屋角那张病床上的女战士在哭。我快步走过去，紧紧拉住她的手，才发现她的一条腿已经失去了，她只是一个劲地拉着我不住地呼喊：“好姐姐，好姐姐”，便泣不成声了。人们告诉我，她叫许××，是当时跟冯玲一块抢救伤员的。我心头一震，哽咽着安慰起她来：“许同志，我这次从上海赶来没有能看见我的妹妹，当然很悲痛。你是冯玲的战友，也跟她一样勇敢，看到你我也就看到自己的妹妹了……你还好，虽然残废了，养好伤还能为党工作……”，小许姑娘抱紧我，哭得更加厉害了。

冯玲妹妹牺牲的情况，是泾县作家邵凯生同志整理后给我寄来的：那一天，天刚亮，医务所前的梧桐树上，山雀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山间村落上升起淡淡的炊烟。冯玲起床后，上楼到病房给田妮打了针服了药，又想起祝老爹的腿不知怎么样了，想去看看，可是才迈几步，感到四肢酸软，只好托另外一位同志带药去，自己把内务整理好，便坐在河边抽空做着棉球。这几天她被首长命令在家休息，因为不久前为抢救教导队女生八队战士田妮的病，她忙了两天两夜没合眼，又献了一百毫升的血，终于连自己也累病倒了。

一群小伢子跑来，老远就喊：“冯阿姨！”小三手里还捧着一枝刚刚掐来的石榴花：“你病了，送给你，好看吗？”说着，兴致勃勃地把花往冯玲手里塞。

冯玲接过来一看，火红火红的花瓣上滚动着露珠，淡黄的花蕊里散发出阵阵清香，她高兴地说：“好看，小三，把它送给田妮阿姨去，她病了不能走路”。孩子们欢快地答应着，“咚咚咚”跑到楼上去了。

一会儿，孩子们回来了，又围着冯玲身旁：“冯阿姨，教我们唱支歌吧”，“阿姨唱，阿姨唱！”小伢子一起嚷开了。他们知道，冯阿姨又会唱歌又会演戏，春节的军民联欢会上，她还演过不少角色呢。

冯玲环顾四周，阳光明媚，莺啭蝉鸣；村前，碧清的河水静静地流着；狮子桥下，一群洗衣的妇女在高声说笑；身旁，是一张张纯朴天真的小脸，那一双双乌溜溜的眼睛里，放射出热切的光彩，好一片优美、宁静的景象啊！如果没有日本强盗的蹂躏和地主豪绅的压迫，该有多好啊！她不觉心头一热：“好，给你们唱一个。”她慢慢抬起眼睛，习惯地捋捋齐肩的短发，轻轻唱了起来：高高的云岭，屹立在皖南；铁的新四军，英名鲜血染；保卫我民族，收拾好河山；不怕千般苦，团结起抗战！……孩子们正入神地听着，忽然，天边隐约传来一阵“嗡嗡”声，打断了这支优美的歌：“看呐，好大的老鹰！”一个孩子惊叫起来，冯玲警觉地仰面观察，不好，一二三，三架敌机。

轰鸣声越来越大，飞机径直向村里扑来。“敌机”，冯玲向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高叫：“乡亲们，快隐蔽！”随即抱起两个小孩，跳进路边的旱沟里，又抱过一捆柴草，把他们掩盖起来。

河边的妇女们不知怎么办才好，慌忙向冯玲跑来，冯玲急促地叫喊：“散开，卧倒”，边喊边抱起两个小孩，送进掩体，春娣和别的妇女也赶紧跑来，帮着把小孩一个个藏好，

疯狂的敌机已经冲到头顶，连机身上血腥的“膏药”图案都看得见了。“冯玲，你也快隐蔽吧！”春娣他们在呼喊。

冯玲来不及回答，咬紧牙关，把最后一个孩子藏进干涸的水沟，突然，“呜——”的一声，一架敌机俯冲下来，“轰轰”，前面的房子倒塌了，浓烟滚滚，火焰翻腾，冯玲一个踉跄，靠在梧桐树上。

“呜——”又是一阵狼毫般的飞机声，春娣跳起来，一把抓住冯玲：“你快躲！”此时此刻，这个刚从病床上起来的冯玲，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把春娣按倒在地，说了声“田妮还在楼上……”就像一支离弦的箭，冲向病房，踩着断木残砖，扑进烟火之中。

万恶的敌机直向医务所、向我们的冯玲俯冲下来，甩下罪恶的炸弹，霎时，几股黑烟腾起，高高的风火墙摇晃了几下，倒塌下来，卧在村口的春娣和妇女们，隐蔽在掩体和旱沟里的孩子们，失声大叫：“冯玲”、“冯阿姨”……

拨开血染的砖块、烧焦的木头，同志们在一片瓦砾中，找到英雄的遗体，我们的冯玲同志，左手伸向前方，右手护着田妮，眉峰愤怒地拧着，牙齿紧紧咬着自己的一绺带血的头发，拳头里还捏着那枝火红火红的石榴花……

“冯玲！冯玲……”，战友们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妇女和孩子们扑到冯玲身旁痛哭。白发苍苍的祝老爹，这天早上收到冯玲捎去的药。听说冯玲病了，特意熬了一罐鸡汤，走了五里多路，端到医务所来。现在他望着冯玲的遗体，双手颤抖，罐子掉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你把我的腿治好了，可你却没看到。好姑娘，我们想你啊……”

教导队一位首长拾起冯玲手中的石榴花，深情地说：“冯玲，你那么热爱生活。可是，你的牺牲，又是多么有价值阿！”

战士们唱起悲壮的《国际歌》，周围几个村子里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懂事的娃娃，都怀着对冯玲的无限哀思、对日寇的无比仇恨，来为英雄送葬，七十多岁的董老奶奶趴在冯玲的墓前不肯离开，小伢子们含着眼泪，在墓旁栽上一排排松柏，还特意移来这两棵石榴花……

1939年11月，高高的云岭

离开中村医务所，人们把我引到冯玲的住处。一踏进门口，不用人们指点，我便径直朝那两只熟悉的小皮箱走去，颤抖着跌坐在她的床上。医务所的同志对我说：“这是冯玲烈士留下的遗物，现在交给您了，请看看吧”。我怕打开那两只小小的皮箱，我怕看到妹妹的遗物心情更加受不了冲击，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心里话：“新四军就是冯玲的大家庭，这是她给我信中说过的话，这些遗物还是放在大家庭吧……我只想找几张妹妹的照片带在身边经常看看她”。一位女同志听说我要照片，抱着歉意地接过话头说：“冯玲烈士的照片本来是有几张的，追悼会刚开过就被她的几个好友拿跑了，一张也没留下”。接着我们就来到中村河畔的扶风阁，冯玲的坟墓就建在这儿的小山坡上，墓碑很高大，上面的字迹清晰有力：“一九三九年七月，抗日烈士冯玲之墓，新四军教导队医务所全体敬立”。向着墓碑，我把头低得很沉很沉，同志们站在我的身后，也都低下了头默哀致意。我的思绪突然间更加清晰起来，那红光小学的朗读声，那大东烟厂第一天放工后的眼神，那《路灯报》的油墨香，那游行集会时的险遇，那夜校课余跳绳的丰姿，那寄自大家庭的戎装倩影……霎时向我涌来，我好像听到冯玲那银铃般的声音：“好姐姐，留在这大家庭吧，让我们姐妹俩还像过去那样并肩前进”。我毅然留了下来，也穿上了新四军的军装……